西部計劃志願者劉亞群：在新疆，我終於弄清了 “社區”與“小區”的區別

2019年7月，我作為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志願者，人生第一次來到新疆，至今已在烏魯木齊工作生活整整一年了。在這一年中，很多從前模糊不清的概念，漸漸得以區分，比如，正是因為來到了新疆，我才終於弄清了“社區”與“小區”的區別。而在疫情下的烏魯木齊，“社區”的概念在我的腦海中更加清晰。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發，武漢封城。武漢市內的蔬菜、肉食、生活用品開始變成統一調配，“社區”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電視中。此時人在河北的我，進入了“躺在家中，為國家做貢獻”的狀態，並沒有過度注意社區在當時起到的作用。后來，聽說從外地回來的人要向有關部門報備，看著電視上隱瞞行程、病情的新聞，我心裡就開始思索該去哪裡報備。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困擾我很久，但還是花費了一些功夫，比如：

“媽，咱社區的電話是多少？我可能需要報備。”

“小區嗎？物業經理的電話我有……和他們說能行嗎？”

“媽，社區電話在哪兒找，樓道裡貼著沒？”

從這時起，“社區”這個“知識點”才開始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

3月份，第一輪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形勢最為嚴峻、斗爭最為艱苦的階段基本結束，中國開始把目光投向國際社會的防疫斗爭中，推廣中國經驗，貢獻中國力量。

3月底，我在休息了整整2個月后終於從河北老家回到了新疆。一下火車，便又一次被“社區”兩個字難住了——按照防疫要求，我需要填寫居住地所在社區。我的大腦先是一片空白，隨后便不斷地冒出了無數個社區名稱在腦子裡甄別，最后還是要打開手機查閱后才最終確定，至此，民主西路社區這幾個字便再也忘不掉了。在此后的數天裡，開始不斷接到社區或當地派出所的詢問電話，一遍一遍的在我心裡刷著“存在感”，以至於現在每一次見到社區工作人員，都有種初高中在校園裡偶遇德育處主任的錯覺，不自覺地會迅速檢查自己的口罩有沒有帶好，行為舉止有無不妥……“社區”這個“知識點”已經是深入我心。

此時再去觀察不難發現，社區與居民建立的聯系極為重要。比如，居民平時如有困難，或者想了解小孩上學、養老等新型政策時，便會率先想到聯系社區，社區則應幫盡幫﹔反過來在遇到需要群眾配合開展工作時，良好的群眾基礎又使工作中減少了不少阻力，有效形成了雙向的良性循環。

目前正處於疫情下的烏魯木齊市居民深深體會到了社區的重要性。當自治區黨委認真分析疫情狀況快速制定防疫方案之后，層層下達，幾個小時的時間就將舉措落實到了每一位市民，這背后是來自新疆的自信，速戰速決的自信。第二天，小區的大門雖然已經禁止外出了，但是運送蔬菜、水果的車輛開進來了。辦公室窗戶外的馬路上偶爾會有匆匆走過的行人，或聽或看，便知道是社區的工作人員在忙碌的奔走著。到這時，總算是找到了“害怕”的原因，其實那是一種真正的敬畏。

“社區”≒“小區”的概念在很多內地城市居民心中絕對存在，尤其在新開發小區。傳統的街道、胡同概念薄弱，家家獨立生活，對於集中管理、組織居民集體活動這種事統統都認為是由小區打理，而誰在打理小區？那就是物業。故得出結論。我們大家的公共生活全權由物業管理，有問題找物業……不過有的時候，當某個物業的服務水平不高，居民口碑不好時，有問題便不知道再找誰了。“社區”與“小區”兩者從字面上確實有些相像，讓人不好區分，不過，當有了以上種種經歷后，我已經不僅可以從容分辨，更對“社區”的重要性深有體會。

多難興邦，每一次的重大突發事件，都使每一位中國人更加團結。近幾日的烏魯木齊市雖然處於停擺狀態，但在小區內，在社區內，大家對生活的熱情不減反升，對疫情過后的新生活依然充滿著期望。每當有心懷叵測的人叫囂著要人們看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看清中國治理下的新疆的“真面目”時，我隻想說，確實應該讓他們好好看看，看看這個制度到底有多先進，看看這個制度下的新疆到底有多美好！

（作者：劉亞群，2019年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新疆專項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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