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调查研究

2018年03月12日11:12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陈云与调查研究

陈云是全党公认的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他提出了著名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认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我们选取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三次重要实践,来看看他是怎么作调查研究的。

华北敌后根据地党建调查: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陈云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1938年春天,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例会上,陈云提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国组织系统,并着手调查研究党的建设状况。

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交通阻隔。陈云建议从华北敌后六个大区选调一些同志回延安汇报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情况。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他要求每个区党委来一位副书记,选送一位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则各来几位乡党支部书记。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又指示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检查各地党的建设工作。通过调人来、派人去的调查研究,陈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发现了不少问题。

1939年四五月份,陈云同来延安的七个支部书记谈话,每个乡的支部书记都谈了三天三夜,边谈边记,秘书刘家栋做记录。陈云了解到,大多数支部是不讨论群众的切身问题的,经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区委的布置,发展几个党员,动员几个人当兵,要多少粮食和军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众要些什么,就不管了。其中四个支部书记,都说妇女工作重要,但陈云问他们的老婆是不是入党、入妇救会了,得到的回复是:“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

陈云从中组部巡视团汇报中了解到一件事。他们参加的一个乡支部的小组会,没有提出任何要讨论的问题,就要党员发言。一个党员先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同志要缴党费,这是为了惦记党。党费是每月三个大子儿,没有大子儿,缴鸡子儿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着发言的三个党员都讲“缴党费”,然后小组会就散了。陈云担心:这样的会议如果多开几次,恐怕谁也不愿再来了。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

陈云还了解到,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七八个群众团体名册上都有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五天或七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他想:如果真有这样老实的老百姓,遵守纪律,每会必到,即使不种地,时间还不够分配。

他们反映的问题中,更有甚者,有个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根据调查研究了解的情况,陈云于9月和11月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划小区乡党组织工作范围以便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团体领导机关的人要深入下层工作、组织妇女等措施,主张“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他还在中央讨论各地工作时,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为加强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青浦农村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进一步弄清国内情况和问题症结所在,毛泽东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中央领导人都下到基层搞调研。

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为什么选在自己的家乡?陈云的考虑是:“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当时陈云心脏有病,医生只允许他工作半天。但到小蒸后,他第二天就开始工作。每天上午在家里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集体食堂等地方考察。

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作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委员交换意见。农民也敢于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概括起来有四: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

那时,农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车、自行车都不能通行,到各个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陈云仍然坚持到处去看。他看到,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

当时为了多产粮,上级改变当地农民种一季水稻一季蚕豆的习惯,改种双季稻、种小麦。陈云和当地干部农民一算账,表面上亩产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种子、劳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实并不合算。那时候有人担心农民自留地多了,会影响集体生产。陈云调查后发现,自留地少了更不利。农民肚子很饿,不但搞不好生产,连当肥料的红花草都吃了,青蚕豆也是吃了再说,掼麦子的时候故意不掼干净,回去自己搓麦秆。

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印发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宝钢调查:“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3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调整工作。

陈云的议事日程上,急需处理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问题。这是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新建特大型钢铁企业。在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宝钢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有些人甚至认为宝钢建设是上了外国资本家的当,现在是骑虎难下。

陈云没有轻易下结论。他的办法还是调查研究。他在北京了解了许多有关宝钢的情况,又要薄一波邀集长期从事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进行座谈讨论。5月30日,他又亲自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听取上海市委和宝钢工程指挥部的汇报,另一方面派他办公室主任王玉清到宝钢工地现场实地考察。他还与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的负责同志以及生产专家进行座谈。

陈云边调研边考虑宝钢建设问题。最初的考虑是基本立足国内、关键设备进口;到上海开始调研时,考虑设备全部进口,还要买技术、买专利;调研后离开上海时,才确定还是按照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1979年5月9日提出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办,继续建设,推迟进度。

6月16日,陈云在财经委会议上讲话,要求宝钢干到底,买设备同时买技术、买专利。陈云提出:“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经过7年多建设,1985年9月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并以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创造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业绩。

除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陈云还提出另一种调查研究不可缺,就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他曾找两个青浦农民朋友给他写信,还要评弹界的朋友给他讲讲社会上的反映,群众的意见。

陈云每决大事,必定先作调查研究;他搞调查研究不是走形式、摆样子,而是认认真真、深入细致;他特别注意调查研究要听真话、查实情、见成效;他的调查研究不限于一时一事,而是随时的、经常的、广泛的。他在调查研究上的思想和经验,能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熊亮华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责编:杨睿、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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