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代号“瑞金”的特别队伍

2016年11月29日11:13  来源:半月谈
 

  红军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很特别的队伍——红军的医疗部队。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漫漫,饥寒、伤病、死亡的威胁时刻考验着红军。担架上抬着重伤员、肩上挑着沉重的药箱,红军医护人员们随军转战千山万水,利用战斗间隙医伤治病。没有手术台,他们就支起门板代替;没有绷带,就撕开自己的被子……在恶劣的环境中,依靠各种因陋就简的方式,他们挽救了无数红军官兵的生命,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留下星星火种,为万里长征“护航”。

  秘密启程

  1934年10月,瑞金,秋风阵阵,枯黄的树叶飘落在田野和小路上。长征队列中,走过来一支不一样的队伍。

  队伍中没有长枪大炮,也没有荷枪实弹的精壮战士。有的是几百副担架、上百匹骡马驮子,担着药品设备的小伙子,拄着棍子的老人,身穿肥大军装的女兵……

  这支特殊的部队就是红军总卫生部。

  当时,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时任总卫生部长的贺诚,被称为“瑞金司令”,他统率着这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部队,步履艰难地开始了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并不知情。

  张汝光,红军卫校第一期学员,10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总卫生部通知,要他马上去部里。他后来回忆说:“医政局长陈志方交给我3本预备医院的人员花名册,叫我立即到就近的几个医院去,按名册挑选120名年轻力壮、优秀的男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限时办完,并向他报告。”

  当时的预备医院是由各后方医院临时抽人组成的,每个预备医院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平时整训,战时作机动力量。

  经过一番忙碌,人员调齐后,总卫生部又让张汝光制作10副用白铁皮制的轻便药箱担子,准备供100名伤病员3个月用的药品器材。

  那时,他不知道准备这些要用来干什么。

  10月13日晚,总卫生部派来50多副担架,每副配了五六个民工,并安排张汝光把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和60名伤病员带到指定地点集中待命。

  “贺诚部长当时对我说,‘你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出发。行军路上要照顾好坐担架的重伤病员,注意隐蔽防空。’”张汝光很纳闷,没有想到这就是万里长征的开端。

  留给医护人员们准备出发的时间很短,但同志们尽了最大努力。

  贺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器材厂,生产出大量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改良后的剂型中药,更为部队欢迎。“这就使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的药品器材的封锁基本上失败了。而到了长征的准备阶段,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部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

  10月14日,总卫生部和随总卫生部行动的卫生学校、医院3个所、运输部队等接到命令,于当晚7时出发夜行军。

  15日天亮时,队伍到达于都西南。

  为了便于到达目的地后就可铺开工作,他们携带了大量药品、器材、X光机设备等,加上担架队、运输队,人数众多、物资笨重。这也是长征初期搬家式行军的一个侧面写照。

  “我们把实验用的狗、羊等牲畜宰了,书籍、仪器、图表、模型、标本等由挑夫挑上跟随转移。每个学员除自身的衣物、铺盖外,还得背上枪支、弹药、干粮和讲义等四十至六十斤重的物品行军。”红军卫校第六期学员吴行敏说。

  三天后,红军卫校师生渡过于都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红色华佗”

  行军队伍很长,有时不分昼夜地急行军赶路,且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小路,甚至是没有路的山、沟、滩、谷。

  医疗队伍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傅连暲。因为年岁大,身体又有严重疾病,他成了唯一“坐着轿子长征”的人。当然,坐轿子是少数时候,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行军。

  傅连暲是中央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的创办者,他和毛泽东的相识,还有一段传奇。1932年秋,毛泽东指挥东路红军进行漳州战役,由于过度疲劳,肺病复发,来到福建汀州的福音医院。时任院长的傅连暲细心为他检查诊断,精心治疗。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傅连暲决定将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他说服了家人,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全部家产一并交给医院。

  傅连暲和家人做了6个铁皮箱,里面主要装珍贵的医疗器械,每个箱子都有30斤左右。瑞金中央政府派了170多名运输人员,两个多星期往返数次,才把医院的所有设备、伤病员搬到瑞金,设于叶坪洋岗下村。

  傅连暲医术高超,尤其擅长内、外科与妇产科。在长征前夕,傅连暲为毛泽东治好了恶性疟疾,他自己也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长征行军中,每到宿营地,傅连暲把自己的包袱和干粮袋往地上一放,便飞快地跑出去到附近的群众家里找门板。

  为什么找门板?那就是手术台。没有纱布,就用厚纸代替,傅连暲带领医生、护士们抓紧时间抢救伤病员。

  医药缺乏,傅连暲带着医护人员随时就地“取材”。一次,一个红军战士牙痛,整个腮帮都肿起来,疼痛难忍。傅连暲看到了,对这位小战士说:“你嘴巴张开,我给你打个麻醉。”战士张开嘴,傅连暲立马塞进一个草药团子,趁着麻劲儿,立即把坏牙拔出。那个草药团子,就是傅连暲行军途中随手采的。

  到了川康边界,高寒地区气候恶劣,食品药品匮乏,加上疲累不堪,伤病员很多。

  当时,红军队伍里最多的是四种病:疟疾、疥疮、溃疡和伤寒。伤寒病人发热多在40度以上,病人昏迷不醒,常伴有肠出血,如不及时医治,生命危在旦夕。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傅连暲和医护人员们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和伤寒伴肠出血,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敷在病人头上和身上使病人退热。二是喝浓茶,因为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医护兵们把茶煮得浓浓的,每两小时喂病者一次,很多人的病都治好了。

  环境那样恶劣,病情那样严重,用这种冷敷、喝浓茶的方法治疗,居然能治好病,不能不说是奇迹。

  长征时傅连暲已经40多岁,高瘦文弱,患有肺病,肠胃亦不好,周围很多人曾劝他留下,他一一婉言拒绝。长征路上,他不知道救治了多少伤病员。他负责过朱德的保健,帮助周恩来从疾病中恢复了健康,为邵式平、王树声治好了伤寒,为贺子珍接生……他,以及众多医护人员,被红军指战员称为“红色华佗”。

  长征走出医学博士

  长征途中,红军医疗部队不仅仅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更一路开办医护培训班,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医疗、救护人才。

  傅连暲也是教学的负责人,江西时期,他曾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了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后来,红军卫生学校转迁到瑞金附近,与他的医学校合并。1934年之前,红军卫生学校共有670名学员毕业,全都参加了后来的长征。

  而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涂通今,傅连暲的同乡,福建长汀人。

  长征开始时,涂通今是兵站医院的医生,刚刚20岁。

  涂通今后来回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边行军、边实践、边学习,长征途中,虽然战火纷飞,医护人员日夜奔忙,但只要一有条件,医护学校就会复课。

  遵义会议后,红军医务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以加强一线部队的医疗救护。移动医疗救护队被分散编组到红军各个团级战斗部队。师属野战医院取消,其医护人员也被分散到各个团级战斗部队。红军的医护学校在长征途中新招收了200名学员,对他们进行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课目强化培训。医护学校由王斌、孙仪之、俞翰西、李治等医生负责教学。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到了山脚下,趁部队休整,医护学校再度复课。医生们教课非常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如何帮病人测体温、把脉搏,如何帮助病人排泄,如何为病人灌肠,如何为病人清理伤口等等。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团8团卫生所所长。每日到达宿营地后,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然后给伤病员看病、换药。有时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医护人员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

  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涂通今被调到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先后任直属医院所长和医务主任。在多所医院任职期间,涂通今深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长征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涂通今决心继续学习深造。1938年,他走进了边区最高医学学府——八路军卫生学校(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又留学苏联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

  “长征走出来的医学博士”,涂通今的成长不是个例。迎着战争的隆隆炮响,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像涂通今一样,边治病边学习,带着“艰苦奋斗、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他们辛勤耕耘,把红色卫生事业传续的声响,激荡在历史的天空。

(责编:阿通古丽·阿布拉、周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