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孩子們的‘臍帶爸爸’。”

“巴爾魯克山上沒人不認識他。”

“草原上的花兒有多少，他做的好事就有多少。”

“他把大半輩子的溫情，都留給了草原上的牧民。”

……

這些質朴的話語，是裕民縣牧民們對吾哈斯·蘇來曼最真切的評價。群山連綿，牧草枯榮，寒暑更替，這位牧區醫生騎著駿馬、背著藥箱，踏遍了裕民縣每一片牧場，守護著一代又一代牧區群眾的生命健康。

7月1日上午，人民大會堂大禮堂燈光璀璨，吾哈斯·蘇來曼胸前的“七一勛章”熠熠生輝。

記者問他，多年守在牧區，為什麼？

“牧民更需要我。”

寥寥6個字，是這位塔城地區裕民縣牧業醫院內科原副主任醫師用半個世紀寫下的答案。

牧民到哪裡他跟到哪裡

早年的巴爾魯克山區，地域遼闊、人煙稀少，牧民居住分散，山路崎嶇難行。牧區醫療資源極度匱乏，沒有固定診室，沒有急救車輛，一旦遇上產婦難產、突發急病，牧民求醫困難，只能默默煎熬。

1955年出生於裕民縣阿勒騰也木勒鄉白布謝村的吾哈斯·蘇來曼，目睹了鄉親們一次次被病痛折磨的模樣。

吾哈斯·蘇來曼第一次知道“醫生”兩個字的分量，是因為他的叔叔。

吾哈斯·蘇來曼的叔叔是村裡的赤腳醫生，每天背著藥箱走村串戶。每次出診回來，都累得不想說話，但眼睛裡充滿了光。病人的病好了，家屬就會把家裡最好的東西往叔叔手裡塞，一把奶疙瘩，一碗熱奶茶，並不停地說“謝謝”。

如今，吾哈斯·蘇來曼依舊清晰地記得叔叔當年的叮囑：“你當醫生吧！醫生是永不落幕的職業。人都會生病，都需要醫生。”

1969年，吾哈斯·蘇來曼開始跟叔叔學量血壓、用聽診器。1973年，他前往塔城地區衛校學習。1975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了裕民縣牧業醫院。

上班的第一天，醫院領導詢問吾哈斯·蘇來曼的意見，在縣城工作還是去牧區醫療點？

“去牧區吧！那裡的人更需要醫生。”

吾哈斯·蘇來曼當然知道這個選擇意味著什麼。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轉場幾百公裡。一場大雪封山，人和外面的世界就斷了聯系。生了病，能不能活，全看命。

1975年9月，吾哈斯·蘇來曼來到位於巴爾魯克山冬牧場的裕民縣牧業醫院牧區醫療點，這裡隻有3間木板房——一間放藥，一間手術，一間睡覺。

拿著醫院院長親手遞給他的第一個木制藥箱，吾哈斯·蘇來曼開啟了他的馬背行醫之路。

巴爾魯克山冬牧場距離縣城260多公裡。當時，方圓六七十公裡內，1萬多名牧民都指望著這個牧區醫療點的醫生。醫療點有4位醫生，就屬吾哈斯·蘇來曼巡診最勤快。他騎著馬，走遍一片又一片草場，走進一頂又一頂氈房，牧民轉場到哪裡，他的診療服務就跟進到哪裡。隨時打開藥箱，隨處都是臨時診所。

草原四季，行路都難。春天遍地泥濘，馬匹難以邁步，吾哈斯·蘇來曼只能下馬徒步，泥漿沒過腳踝﹔夏天蚊虫肆虐，漫天飛虫扑面而來，呼吸間都會吸入蚊虫﹔秋日大風呼嘯，狂風吹得馬都站不穩﹔最苦的是寒冬，零下40攝氏度的極寒天氣，他裹著厚重的羊皮大衣伏在馬背上，人與馬呼出的白氣交織在一起，眉眼結滿冰碴，雙手凍得僵硬，缰繩都握不緊。

獨行深山，凶險常伴。巡診的夜裡，吾哈斯·蘇來曼不止一次遇見狼群。漆黑的草原上，野狼幽綠的眼睛格外醒目。他只能揮動馬鞭、點燃明火驅趕野獸。

“當時，我心裡隻想著趕路救人，根本顧不上害怕。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后怕。”吾哈斯·蘇來曼說起過往險境，語氣平靜且淡然。

牧民停留時間最長的就數冬牧場，每年9月底，牧民趕著牛羊前往冬牧場越冬，次年4月才返程。同科室的醫生，到了輪換時間都會下山休整，唯有吾哈斯·蘇來曼主動留守冬牧場，一待就是整個寒冬。

山裡牧民沒有不知道他的

在那個年代，牧區醫療條件有限，接生助產是牧區醫生繞不開的工作，也是最考驗醫術與應變能力的時候。

1986年3月18日，庫魯斯台草原暴雪。夜裡，有人騎馬找到醫療點，說孕婦夏拉帕提·屯哈孜羊水已經破了3天，孩子生不下來。

十幾裡路，雪沒過馬腿，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吾哈斯·蘇來曼趕到氈房時，產婦夏拉帕提已經沒了力氣，臉色蒼白。

吾哈斯·蘇來曼打開藥箱，消毒、戴手套、查體——情況危急：胎兒胎位不正，一條腿已經娩出。

氈房裡生著牛糞爐子，火光忽明忽暗。吾哈斯·蘇來曼跪在地上，匆匆把卷了邊的課本翻開，看著圖示，然后把孩子的腿輕輕送回宮腔，一點一點把頭位調正。

“孩子出來了，但沒有呼吸。”吾哈斯·蘇來曼回憶，當時，他心裡是慌的。

產婦用盡力氣抬起身子看了一眼，眼淚就流了下來，她以為孩子沒了。

“應該是嗆羊水了。”吾哈斯·蘇來曼彎下腰，把嘴貼在孩子嘴上，一口一口往外吸，吸了三四口后，把孩子倒過來，照著屁股拍了兩下。

“哇”的一聲，那孩子的哭聲，在風雪夜裡比什麼都響亮。

這是吾哈斯·蘇來曼接生的第一個孩子。此后40年裡，吾哈斯·蘇來曼接生了3200多個孩子。這些孩子都叫他“臍帶爸爸”。

“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叫，心裡暖了好一陣。”吾哈斯·蘇來曼說。

裕民縣江格斯鄉阿克鐵克切村村民開凱西·沃爾孜哈力說，在巴爾魯克山，沒有哪個牧民不知道吾哈斯·蘇來曼。

“他看病有個習慣，不是看完就算了。一個病人，一直隨訪，一直叮囑，哪怕治好了，他也會不定期復查。一件事不做到頭，他不放下。”開凱西的癲癇就是吾哈斯·蘇來曼治好的，“如果不是他，我活不到今天，也享受不到如今這樣幸福的生活。”

早年，牧民常年放牧，手裡沒有現金，醫藥費大多賒賬，等到牛羊出欄再統一結算。吾哈斯·蘇來曼每次巡診都會備好藥品，看完病記在賬本上，卻從不主動上門催賬。時間久了，有些賬他忘了，也從不追問。“牧民的日子本來就不容易，能幫一把就幫一把，沒必要計較。”談及這些陳年欠賬，他輕輕說了一句。

在崗行醫期間，吾哈斯·蘇來曼接診救治各族患者超10萬人次，搶救危重病人數千名。

1993年11月，吾哈斯·蘇來曼加入中國共產黨。

記者問他，入黨意味著什麼？

他答得直白又誠懇：“身上的責任更重了！”

共產黨員哪有退休這一說

2015年，吾哈斯·蘇來曼退休了。大家都覺得他該歇歇了，可沒過多久，他又背上藥箱出門了。

吾哈斯·蘇來曼在社區找了一張桌子坐下，為居民量血壓、聽心肺、開藥方。“共產黨員哪有退休這一說？換個地方接著干。”有人追問，他都這麼說。

早些年，吾哈斯·蘇來曼的妻子那斯甫海霞·努爾哈森一個人撐著家。大兒子出生，他不在﹔小女兒發高燒，妻子背著去醫院看病﹔母親身患重病，也是妻子在伺候。

那斯甫海霞在裕民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實在撐不住了，上班開始遲到。領導問起，她如實說了家裡情況，委屈的淚水流了下來。單位領導同情她：“正好單位也缺人，可以把吾哈斯·蘇來曼調回來。”

這讓那斯甫海霞高興了好幾天。可吾哈斯·蘇來曼從冬牧場下來后卻急了：“我都干了這麼多年了，為什麼不讓我把這件事干完呢？牧區是需要我的，我得上去！”

那些年，吾哈斯·蘇來曼錯過的遠不止這些。父親癌症去世，消息傳到山上已是5天以后。哥哥離世時他也在牧區。

小女兒瑪依拉·吾哈斯小時候盼著爸爸回家，就常看門口：“馬在，爸爸回來了﹔馬不在，爸爸走了。”她說，家長會、匯報演出、生日，父親一次也沒有參加過。

提起這些，吾哈斯·蘇來曼只是嘆了一口氣：“沒辦法，回不來。”

從前放不下，退休了依然放不下。2019年，吾哈斯·蘇來曼挂牌成立“吾哈斯健康服務室”﹔2021年把自家院子騰出來改造成“吾哈斯小院”，用行醫的舊藥箱、泛黃的巡診記錄、磨破的氈筒靴等，向前來參觀學習的黨員干部群眾講述邊疆基層醫療衛生事業的巨變，講述身邊的民族團結故事。

2023年，“吾哈斯健康惠民行”志願服務項目啟動，志願服務隊從幾個人發展到350多人。

幾十年雪路走下來，吾哈斯·蘇來曼腿部的風濕性關節炎越來越重。但他還想去山上，讓兒子開車帶他到當年待過的醫療點看看。

瑪依拉·吾哈斯說，父親記得巴爾魯克山的每一條路——那些路沒有名字，草長出來，雪蓋上去，路就變了，但他記得清清楚楚。

“沒想過會獲得這麼高的榮譽。我就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個普通醫生，做了一輩子該做的事。牧區需要人，我去了。病人在那兒等著，我去了。就這麼簡單。”吾哈斯·蘇來曼說，“只要還能走，我就去，牧民需要我。”

就如“吾哈斯小院”留言簿上所寫的：“藥箱磨破了皮，信仰卻歷久彌新。”20歲時許下的行醫諾言，跨越半個世紀，從未改變。（熱依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