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來了。”舞台燈光暗下去的一刻，台上有人喊了一聲。張祖豪扮演的茅盾，長衫微皺，眼鏡老往下滑，一開口帶著點山東口音。

他站在那裡，燈光一打，讓人恍惚覺得，1939年的春天，或許正是這樣的。

這幾日，新疆大學紅湖的波光中，倒映著一場關於“大先生”的思辨。

校園裡，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穿上粗布長衫，戴上圓框眼鏡，在舞台上重現了八十多年前另一群年輕人的故事——當年的“年輕人”裡，有被后世尊稱為“大先生”的茅盾、趙丹等。

后台裡的薪火

這部名為《我們的大先生》的原創話劇，是新疆大學林基路藝術劇社的新作。話劇共六場，每一場都由學生參與編寫，真實再現了茅盾、趙丹等人在新疆任教、深耕教育事業的往事。

趙江是開場戲的作者。演出時他坐在台下，聽見演員念出自己寫的台詞時一陣恍惚，“這種感覺很奇妙，自己既是講故事的人，也像是故事裡的一道虛影。”

這種感覺，整個劇社的成員大概都有。蘇麥婭·艾爾肯參與寫作的第四場，背景是當年漢文會俱樂部的后台。劇中，她把后台的忙亂、同學間無需言語的默契、演出前道具失蹤的抓狂，一股腦搬上了這場“1939年的舞台”。

“后台之前丟了一隻麥克風，大家心急如焚。杜重遠、茅盾、趙丹等先輩們當年排練、候場時也會面對這樣的小差錯、小插曲。”蘇麥婭說，這是我們和“大先生”們的共同點。

張祖豪既是茅盾的扮演者，也是第二場的編劇。他選擇直面最尖銳的沖突——軍閥盛世才為趙丹設下的鴻門宴。在推杯換盞的台詞間，他埋下了兩種價值觀的碰撞：趙丹對藝術的執著與盛世才要求藝術必須成為“政治頌歌”的陰鷙。“這又是我們和‘大先生’們面對的截然不同的情況。”張祖豪說。

“我思古人欲見之，后人視我今猶昔。”張祖豪說，寫這場戲時，他不僅在寫趙丹，也在叩問自己：一個當代青年編劇，該如何面對創作的瓶頸與理想的召喚？“我在趙丹的堅持裡，找到了一種答案。即便身處牢獄，即便被迫低頭，心中的‘進步思想’仍是一盞無法被扑滅的燈。”

第六場戲，趙丹在迪化監獄被逼供。編劇謝龍在此處展現了豐富的文學想象力，讓身陷囹圄的趙丹進行了一場自我拷問，這不僅是對角色的挖掘，更是編劇本人的自我叩問。

謝龍說，從演員到編劇，他在寫下每一句台詞時，腦海裡都浮現出各種畫面，“趙丹在黑暗中的堅守，讓我記住了不忘初心的分量。”

戲裡戲外的思辨

“這些孩子往台上一站，就好像是校史館裡的那些老照片活了過來。”新疆大學校史研究會會長於付恩坐在觀眾席，深受感動。

排演期間，劇社成員曾多次到校史館查閱資料。“1938年10月，杜重遠被任命為新疆學院（新疆大學前身）院長，力邀茅盾、趙丹等文化名人西行任教。”於付恩說，“這不是普通的援教，當時林基路同志任教務長，他和茅盾、杜重遠一道，把抗日救亡的呼聲、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融進了課堂，他們播撒的是理想信念的種子。”

“當時各族學生一起排演進步話劇，語言不通就用手比劃，在抗日烽火中鑄就了民族團結進步的校園實踐。彼時的新疆學院，就埋下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種子。”於付恩說，“今天我們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紅色基因、進步思想，早在那時，師生同演一出戲、同讀一本書時就已經延展開來。現在排演的話劇，正是最直接的傳承。”

於付恩特別提到戲中趙丹在獄中堅守的情節：“戲裡說，‘心中的真善美是一盞無法被扑滅的燈’。這不光是藝術家的風骨，更是那一代革命文化工作者對理想的信仰。”

他期許地望著舞台上的學生：“把這種信仰傳承下去，就是對‘大先生’最好的致敬。”

新疆醫科大學話劇指導老師毛瑋秀觀看演出后感慨道：“從查閱文獻、編寫劇本，到穿上長衫去體會角色的矛盾，學生們已經不是在演歷史，而是在對話紅色校史，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度的文化認同教育。高校的話劇社團，就是要以這樣潤物無聲的方式，把‘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的思考種進青年心裡。”

“各族學生一起排練，為了一句台詞爭吵又和解，這是現實生活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朴素、最鮮活的表達。”毛瑋秀說。

我們的“大先生”

話劇尾聲，是一場“魔幻現實主義”的跨時空對話。茅盾、趙丹、王為一的獨白交織在一起，訴說新疆之行對他們的滌蕩。

“曾有學生問我，藝術劇社為什麼要以林基路命名？”林基路藝術劇社指導老師何菲菲說，“林基路在新疆學院的時間雖短，卻留下了‘團結、緊張、質朴、活潑’的校訓，這句話刻在每一個新大人的骨子裡。”

她解釋，新作之所以叫《我們的大先生》，是因為“大先生”既指向歷史中的茅盾、林基路、趙丹、杜重遠，也指向一種精神。

“八十多年前，民族危難之際，這些人選擇了擔當。他們穿過長長的河西走廊，把書和戲，連同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帶到了這片土地上。”何菲菲說，“這是青年積極向上、堅韌不屈的精神寫照，也是不懼困苦、心懷家國、矢志建功的遠大志向。”

“八十年前的‘大先生’西行，是為了救中國﹔八十年后的年輕人選擇西部，是為了強中國。”何菲菲說，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中華民族走在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這一代青年接過先輩的接力棒，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由青年學子組建的邊疆支教團，他們把青春揉進新疆的泥土裡，在一間間鄉村教室把大愛落於小處。這便是“大”的辯証演進：過去是燈塔，高聳而明亮﹔現在像紅湖邊的白楊，一排排一片片，根脈相連。

走出劇場，紅湖靜謐，白楊沙沙。八十多年前，一群“大先生”帶著文化的火種西行，點燃了邊疆的漫漫長夜。八十多年后，另一群年輕人用一部話劇，完成了對先輩的深情回望，也給出了自己的青春答案。這答案在他們修改了3年的劇本稿紙間，在排練至深夜的汗水裡，更在他們對“何為大”那份清醒溫熱的思考中。

薪火相傳，形式在變，但那束光，從未熄滅。（司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