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身體怎麼樣？有啥困難隨時說。”

3月19日，烏魯木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市區）大隊民警努爾扎提·巴合提爾午休時，撥通了景先生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帶著河南口音的回答：“好著呢，准備出門找活干了。”

聽到這話，努爾扎提笑了。他翻開桌上的筆記本，裡面夾著一封感謝信。落款日期，是5個月前。

那日生死攸關的一幕涌上心頭。

2025年9月30日凌晨，烏魯木齊高新區（新市區）河北東路傳來一聲刺耳的剎車聲。外來務工人員景先生被一輛車撞倒，當場昏迷。努爾扎提趕到時，傷者已被送往醫院，現場隻剩滿地血痕與車輛碎片。

勘查完現場，他直奔醫院。

“顱內出血，需要緊急開顱手術。”醫生語氣急促。彼時的景先生重度昏迷，他孤身一人在烏魯木齊務工，舉目無親。手術沒人簽字，費用也沒著落。多等一分鐘，死亡的風險就多一分。急診室門口，努爾扎提看了一眼昏迷的景先生，對醫生說：“我來協調。手術簽字、費用墊付、找家屬，都由我們負責。有任何情況，隨時打我電話。”

從警15年，他見過太多生死瞬間。“那是一條人命，得救。”努爾扎提語氣堅定。

協調好一切走出醫院時，天已經亮了。努爾扎提開始一通通打電話。

按正常流程，找保險公司開前期搶救墊付通知書需要兩三天，但景先生躺在手術台上，等不了。填信息、交材料，一次次溝通說明緊急情況后，當天墊付資金便到位了。他又馬不停蹄對接保險基金會，在他的協調下，為景先生開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綠色通道”。

那天，所有救治費用全部到位，開顱手術順利進行。

但難關並未結束。事故發生后，努爾扎提通過多方查詢，終於打通了遠在河南的景先生弟弟的電話。弟弟連夜趕到烏魯木齊，守在病床前。可沒幾天，河南家中突發急事，他必須趕回去。

走的那天，弟弟站在病房門口，看著昏迷的哥哥，紅了眼圈。他對努爾扎提說：“警官，我得走了……”

之后，景先生又接受了頸椎骨折手術，但依然昏迷。更重要的是，病床上的他身邊又空無一人。

“我來想辦法。”努爾扎提說，事情總得解決，“想過找護工，可這又有額外支出，申請的墊付資金與救助資金只能用於治療，無法支付其他費用……”

誰陪護？努爾扎提找到了肇事駕駛員。

第一次溝通，駕駛員不願意。事故責任尚未最終認定，傷者又昏迷不醒，陪護的風險和可能牽扯的責任，誰都不願承擔。努爾扎提沒放棄。電話裡談、當面談，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他跟駕駛員講法律責任，更談人情冷暖，“人要是沒了，你心裡過得去嗎？”

駕駛員鬆口了：“我來陪護。”

又過了兩周，昏迷近一個月的景先生醒了。

景先生順利出院。住院期間，努爾扎提一有空就往醫院跑，詢問恢復情況。出院后，他還是不放心，找到景先生的房東，反復叮囑：“他一個人在這裡，剛做完大手術，你多幫著照看點，有任何事，隨時給我打電話。”

去年10月底，景先生的弟弟寫了感謝信、制作了錦旗，寄往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可因為收件信息寫得模糊，這封帶著謝意的郵件，直到前幾天，才終於送到了民警手裡。

“是您們風雨無阻的身影，保衛和護衛著人民。您們的身影，也是這個社會和城市最溫暖的顏色。”看著信上的內容，努爾扎提愣了好一會兒。

努爾扎提說：“當時沒多想，全力以赴做好自己能做的，傷者能脫離危險，雙方對事故處理都滿意，這就值了。”

這件事，努爾扎提沒告訴同事和家人。“工作中經常碰到類似的事，我和同事們也常這麼做，沒必要專門說。”直到錦旗和感謝信寄到單位，大家才知道。

在努爾扎提看來，處理交通事故，不只是一項本職工作，“要讓事故雙方在處理過程中，不僅能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還能體會到執法的溫度。”

挂斷景先生的電話前，努爾扎提又叮囑了一句：“有啥困難隨時說。”（劉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