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車市友誼路墓群尹公墓出土的墓志蓋。圖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庫車市友誼路墓群尹公墓出土的武士泥俑。圖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巴達木東墓群出土的拜佔庭金幣。圖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月8日在北京舉行的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匯報會，公布了三項“實証歷代中央政權有效管轄治理新疆”的重大考古發現——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唐北庭都護府副都護程奐墓、唐西州都督府長史李重暉墓以及庫車市友誼路墓群唐安西都護府副都護尹公墓。

2022年和2024年，在位於火焰山腳下的巴達木東墓群，考古人員相繼發現了程奐墓和李重暉墓﹔2025年9月，在庫車市友誼路墓群發現了尹公墓，這是新疆首次發現唐代安西都護府高等級官員墓葬。

墓志有聲，遺風歷歷。穿越千年塵煙，這三項重大考古發現以豐富翔實的出土遺存，實証了唐中央政權對新疆的有效治理，重現了絲綢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繪山河的歷史圖景。

他們是唐代駐守西域的高等級官員

“在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曾先后發現了多座唐代高等級官員的墓葬，從墓志記載可見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轄治理，從諸多隨葬品可見唐代中原地區的禮儀制度、喪葬習俗對西域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尚玉平說，吐魯番市巴達木東墓群的發掘成果，對北庭都護府軍政建制研究有重要價值。

程奐墓、李重暉墓中均有墓志，對他們的身份、仕宦履歷、當時的機構設置以及局勢做了詳細記載。

程奐墓中的志蓋上用小篆陰刻著“大唐故程府君墓志銘”，墓志首題“唐故中散大夫恆王府長史攝北庭副都護廣平程府君墓志銘”，墓志有部分損毀，能辨識出約500字。生於河北邯鄲的程奐，跟隨長官李元忠來到伊西庭地區（伊州、西州、庭州合稱），因功受提拔並逐步被重用，接連擔任瀚海軍副使、攝西州司馬、北庭都護府長史，后攝北庭都護府副都護，直到63歲在西州（今吐魯番一帶）去世，妻郝氏賢淑，育有兩子。

李重暉的墓志首題為“唐故西州都督府長史朝散大夫太子中允隴西李公墓志銘並序”，他是甘肅天水人，生於唐武周長安四年（公元704年），卒於唐德宗貞元五年（公元789年），享年85歲。他曾做過瓜州都督府戶曹參軍、西州都督府交河縣令、西州都督府錄事參軍、西州都督府長史。他的妻子出身於洛南縣大家族，長子和幼子都在朝中為官。

李重暉祖上生活在遼東，后遷居隴西地區，逐漸發展成關隴一帶的貴族，家族中誕生過很多仕途顯赫的成員，包括隋代梁州總管李寬、唐代義成節度使李澄、唐德宗時的宰相李泌等，而李重暉的祖父李檀也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守亳、汝、魏三州刺史”，父親李謹曾任“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

“從李重暉墓志記錄的‘傾慕班超之志’，可見他心懷報效祖國、守土固邊的情懷，並沒有因為出身世家大族而選擇安逸生活。”尚玉平說，在已發現和被記載的古代駐守及生活於新疆地區的歷史人物中，有不少像李重暉這樣生在中原、獻身邊疆的守護者。

2025年9月5日發現尹公墓時，考古人員先通過墓中武士泥俑、開元通寶等，判斷這是一座唐代高等級墓葬，而后通過刻有“唐故四鎮支度判官侍御史尹公墓志銘”字樣的方形志蓋及墓志中可識讀出的686字，確定墓主人是曾任唐安西都護府副都護的尹公。

它是新疆已發現的唯一一座有明確紀年的唐代磚室墓，也是南疆地區首次發現有墓志和武士泥俑的墓葬，填補了唐中后期安西都護府高等級官員墓葬考古發現的空白。

“志文記錄尹公是甘肅天水人，因為墓志部分篆刻字跡已損壞，無法辨識全名，考古人員就以志蓋上的‘尹公’來稱呼。”庫車市友誼路墓群考古項目領隊阿裡甫江·尼亞孜說，“志文寫他卒於唐貞元七年（公元791年），說明此時期，安西都護府仍正常治理安西四鎮，維護西域的社會穩定。同時，志文所述也証實了安西都護府的治所曾設在龜茲故城。”

安史之亂后仍“克奉正朔，堅保封疆”

公元640年，唐在西州（今吐魯番一帶）設立安西都護府，管理西域，后來又將治所遷到龜茲，管轄龜茲、於闐、疏勒、焉耆（一度由碎葉替代）四鎮。公元702年，武則天又在庭州設北庭都護府。這兩大軍政管理機構的設置，有效鞏固了唐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治理。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唐肅宗為平叛抽調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的大量守軍，導致西域兵力空虛，吐蕃借機進入，一度阻斷了西域與中央政權的聯系。

從墓志志文可見，程奐、李重暉、尹公在西域任職期間，都經歷了安史之亂后西域與中央政權暫時失去聯系的危機，但他們都做到了“克奉正朔，堅保封疆”。

以在程奐墓志中出現的人物“元帥”李元忠為例，他自唐代宗時起，主政北庭都護府及伊西庭地區18年，竭力緩解了安史之亂后此地區的動蕩局面，使得北庭都護府持續承擔為大唐守護邊疆的重任。

在程奐的墓志中，有“攝北庭副都護”的表述，這個“攝”字在唐時伊西庭地區比較常見，吐魯番出土的很多文書中都有標注“攝”的官名。“‘攝’就是暫時代理，即還未經過中央政權正式任命的官職。程奐的‘北庭副都護’之職應該是當時北庭都護、伊西庭節度使李元忠任命的，但依然要遵照當時唐中央的職官制度。”吐魯番學研究院歷史文獻研究所副研究館員高春蓮說，志文中有“唐”或“大唐”稱謂，“大歷十一年”的年號，可見西域官員在特殊時期仍繼續遵守唐的年號制度。

從墓志中可以看出，這幾位駐守西域的高等級官員比較“全能”，曾在多個領域任職。比如程奐既能在軍隊號令兵馬，也能在地方管理瑣碎事務，還曾在同一時期身兼多職，在攝西州司馬時，還兼任西州別駕、前庭縣（高昌縣）令。而尹公做過縣令、主簿、都虞候制官、關東兵馬使、水陸運使、掏拓、率更令，工作領域涉及軍營事務、運輸、渠道維護、禮樂刑罰等。

“尹公曾在於闐、焉耆、龜茲、西州交河縣、邠州（今陝西彬州一帶）、京兆府岐陽（今陝西寶雞一帶）等地都有任職經歷。”阿裡甫江說。

考古人員在他們的墓葬中發現了墓道、過洞、壁龕、天井、甬道、耳室、墓室……這些墓葬的形制規格，符合唐代地方高等級官員的喪葬規定。

由墓志記載和墓葬形制規格可見，即使在安史之亂后，因吐蕃侵犯而導致西域與中央政權的聯系時斷時續，唐中央政權律令中的年號制度、職官制度、喪葬制度仍在西域施行。

“程奐和李重暉墓志詳細記載他們在西域工作生活時的社會狀況，有效補充了唐代對北庭軍政建制文獻記載的不足。”尚玉平說，唐代高等級官員工作、生活並埋葬在西域，實証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轄治理。

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

在發現尹公墓的2025年，考古人員在友誼路墓群的發掘區共清理出春秋戰國至唐代墓葬510座，墓葬形制、葬式、出土遺物較為豐富，在出土的310余件（組）遺物中，有陶器、金器、料珠、玉器、鐵器、銅器、鉛器等，其中有不少遺物都顯示出中原風格和技藝。在部分墓葬中還發現了墓主人“口含、手握錢幣”的現象，這是典型的中原喪葬習俗。

遺物中的葡萄紋單耳帶流胡瓶、變形刻劃蓮花紋陶罐、三足銅盤、鐵鏡、打壓金幣和金箔等，說明了當時這裡是多元文化薈萃之地。

自2007年在庫車友誼路修建地下街時發現晉十六國時期的磚室墓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周圍完成5次考古發掘，累計清理墓葬2200余座，年代分屬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唐以及元明4個時期，出土文物2800余件（組）。

而在巴達木東墓群，琳琅滿目的泥俑、陶器、木券、金銀器、錢幣、銅鏡、漆器等遺物，同樣展示著新疆多元文化交匯之地的鮮明印記，重現著古代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

截至目前，墓群已發現東晉十六國時期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類遺物600余件（組），為研究晉至唐時期歷代中央政權的邊疆治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考古人員在墓群中發現了開元通寶、乾元重寶、突騎施錢幣、波斯銀幣、拜佔庭金幣等曾在絲綢之路商貿往來中常用的流通貨幣，還發現了融合希臘、波斯風格的三耳綠釉罐，有中原特色的金銀平脫花鳥紋銅鏡、銀平脫葵形漆盒、存放麝香的鎏金銀粉盒等遺物，都是在此前新疆考古發現中少見的。

“部分遺物還填補了唐代西域喪葬文化中的多項空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25年在編號M20墓中，首次發現了一組墓內陳設組合，它由彩繪木榻、木棺、木架、木箱、木骨屏風組成，這是國內已發現的唐代墓葬中罕見的器物組合。”尚玉平說。

組合中，木榻上擺放著案幾、木盤、筆架與陶質箕形硯。其形制與《北齊校書圖》中所繪木榻極為相似。木棺底座設有十二個壸（音kǔn）門（一種源自佛教建筑的設計樣式），門內繪有帶翼神獸——翼馬、翼獅、翼虎，筆觸細膩、勾勒如生、設色大膽、揮洒淋漓，神獸形態栩栩如生，充滿威嚴力量。這些圖案生動體現了古人對於身后歸屬的觀念。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沈睿文認為，這套陳設組合融合了中原文化中的禮制、西域本地文化中的精神意象、外來文化元素，生動體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鮮明特征。

巴達木東墓群出土的彩繪泥俑，種類豐富，是目前新疆地區唐代墓葬中所見規模最大、類型最完整、保存狀況最好的一批，包括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跪拜俑、騎駝俑及十二生肖俑等。它們工藝出色、栩栩如生，充滿藝術想象力，呈現出西域對中原陶俑制作技藝的延續與演變。

除了泥俑，墓群中還普遍存在墓主人口含或手握錢幣的葬俗，同時出現了木質與鐵質的“買地券”（放置於墓中、象征為逝者在陰間購置宅地的憑証），印証了西域地區對中原文化的認同。

2024年，巴達木東墓群考古項目被納入“考古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體系下新疆歷史發展進程研究”課題。今年2月4日，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25年中國考古新成果”。（銀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