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世界的認識，始於荒原——地窩子巴掌大的那扇小窗，走不到邊的棉花地，月光明亮的雪野，冬天的爬犁，戈壁灘的梭梭……這是新疆大地給我最早的物象。”

在作家豐收筆下，自己的童年記憶始於荒原。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兵團人用坎土曼對荒原的砍鑿聲開啟了新疆步入現代化的進程。他的長篇報告文學《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以下簡稱《西長城》），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如同一部鐫刻於戈壁荒原的史詩，以40萬字的體量全景式展現了兵團人屯墾戍邊的壯闊歷程，它不僅是一部邊疆開發史，更是一部承載家國情懷與生命韌性的精神檔案。他將兵團的記憶、現實與未來編織成一座文學“長城”，成為解讀新疆70年巨變的重要文本。

長城作為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軍事防御工程，隨著歷史的變遷，早已融入中華文化的血脈深處，成為捍衛國家領土安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象征。

《西長城》開篇以紐約聯合國總部的一尊“鑄劍為犁”青銅雕像為引，從對新疆“疆”字的解讀寫起，左半邊一張“弓”裡邊護著“土”，以及新疆“三山夾兩盆”的地形特征，合在一起就是“屯墾戍邊”的意思。在書中，從剿匪平叛到修渠引水，從開荒造田到生態治理，一代代兵團人以血肉之軀將荒原變為綠洲，成為邊疆穩定的基石。豐收筆下的“西長城”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屏障，更是兵團人“固疆守土”的精神圖騰。

“屯墾戍邊本身就是一座可移動的長城，這座長城是用兵團人的青春、生命、血脈鑄就的。數百萬兵團人一直堅守在西部邊疆，守衛祖國，為了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卻默默無聞。我想把他們做的事、他們的精神展現給更多的人。”這是豐收寫《西長城》最朴素的初衷。

豐收是兵團第二代，也一直將寫作重心置於兵團。他用幾十年的創作積累，南下北上，跟蹤採訪上千人，從將軍到百姓，與他們促膝深談，留下大量的採訪記錄。他跑遍兵團的每個團場連隊，翻閱史料和新聞報道，盡可能地去靠近事件本身。“我採訪過許多兵團人，他們誠懇敬業，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奉獻，真正視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作為一個創作者，我在不斷選擇，用最好的表現方式，把兵團人的這些特質和情懷通過《西長城》展現出來。”他說。

作為當代非虛構領域重要作家，豐收獲過徐遲報告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和天山文藝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他的作品把時代命運和個人家國發展融合在一起，展示出新疆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獨特地位。“尊重生命，寫出愛，寫出人的尊嚴，是文學自覺的良知。”秉承這樣的創作信念，豐收用感同身受、細膩關懷的筆觸謳歌這群在荒原上扎根、在異鄉建設故鄉的普通人。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付如初對此書評述：《文心雕龍》所謂“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也許是因為作者採訪了太多一線的勞動者，知道了太多命運無常和人生無奈，也見識了太多無名者的堅忍和犧牲，他的筆下沒有知識分子通常所具有的那種抽象的憂思，而是充滿了“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朴實的“人民性”。拓荒者用倒下的身軀喚醒了荒原，用一生的血汗滋養了戈壁，“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離開……”當文字記錄下這些無名英雄的離開，他們已經和絲綢之路、林公車、左公柳，和艾青的詩一起，變成了新疆故事不可分割的文化組成部分，而這些故事是我們共同的文化積澱。

“《西長城》是一本關於信仰的書，也是一本關於生命的書，是一本生命與信仰血肉相連的、蒼茫闊達的書。對兵團人來說，信仰幫助他們戰勝恐懼和困苦，支撐他們的內心。信仰是時代永恆發展、歷史永恆輪回的精神底蘊，甚至，它是歷史的各種淘洗和時代的各種篩選中唯一能夠留下來的真實。”評論家孟繁華說。

在《西長城》后記中，豐收寫下這樣的文字：“在阿拉爾，我去過一方老兵叫作‘幸福城’的墓地。這塊墓地很大，塔裡木最早的拓荒者先后都集合在了這裡。高高的白楊林環繞著的墓地，荒草覆蓋了一座挨著一座的墳頭。墳前立的碑，或是一塊枯裂的胡楊木板或是一截水泥殘樁，許多墳前連這些也沒有，也是天地給予的大氣了!西沉的夕陽裡，我祈禱上蒼記住沙土下的男男女女，佑護沙土上的眾多生靈。他們仍在追求幸福。一片片荒原蘇醒了，一批批人倒下了……”

兵團人的墓地以條田序號命名，他們生前焐熱了土地，死后與渠水、林帶融為一體。就是這種“向死而生”的生存態度，讓人們看見今天的石河子、阿拉爾等兵團新城，已從“軍墾第一犁”的起點蛻變為現代化的片片綠洲，看見新疆從荒蕪走向繁榮的現實。而《西長城》則成為記錄這場巨變的精神坐標。

涉深水者得蛟龍，豐收用文字為兵團立傳，為邊疆鑄魂。《西長城》用它的厚重和分量告訴人們，新疆的巨變始於一群人的堅守，而這份堅守，終將匯入中華民族復興的長河。（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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