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理念及其制度實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文化傳統，奠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邏輯，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覺的歷史進程中的內在規律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把大一統看作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從未間斷。事實充分說明，對中華民族形成起決定作用的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而不是種族、血緣、地域、宗教等因素。大一統理念及其制度實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文化傳統，奠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邏輯，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覺的歷史進程中的內在規律。

“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內生動力

中華民族形成機制包含地理環境、經濟條件等因素，但核心是大一統理念及其制度實踐。換言之，應是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它既包含了內在為文的政治理念，也包括了外在為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禮儀。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

從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演變格局來看，蘊含了一條內在主線——大一統的政治理念。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應在內涵上凸顯自秦漢以來形成的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理念。概括而言，就是自秦漢奠定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政治建構，尊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社會價值體系，形成多民族大一統的基本格局。這成了秦漢以后兩千多年間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方向，也是我國自秦漢以來就形成的歷史傳統和獨特優勢。自秦漢以來，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大一統的政治理念成為將各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精神紐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証

從我國近現代史來看，大一統歷史傳統賡續的核心要素就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鴉片戰爭后，中華民族遭遇外國侵略和亡國滅種的危機。為了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繼不懈努力，可惜均以失敗告終。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以高超的組織能力和嚴謹的組織性紀律性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歷經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締造了新中國。之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之所以會發生上述歷史性巨變，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歷史充分說明，黨的領導是實現國家繁榮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証。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

大一統歷史傳統是確立單一制國家形式的歷史文化根基

大一統奠定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使得中國在國家建構過程中，既沒有出現西方意義上的帝國，也沒有形成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西周時期，在以分封制、宗法制、禮樂制為特征的文明形態的基礎之上，確立了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國家結構，為秦漢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大一統王朝，通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大大加強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統一。公元前202年，又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由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深刻闡釋了大一統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適應中央集權制度發展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論，從而將大一統思想發展成為一種先天合理、不可逆轉的永恆法則。秦漢建立中央集權大一統王朝的過程，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秦漢至清代，中央集權制度是我國封建王朝始終不變的國家結構形式。因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自治區黨委黨校（行政學院）民族宗教理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郭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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