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中汲取治疆智慧
“中國新疆的歷史與發展:中國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地區”學術研討會11月23日在烏魯木齊市召開。在當日的平行論壇上,近30位專家學者圍繞“中國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地區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構建”主題,開展了多視角、跨學科、全方位交流,共同探討歷代中央政權的新疆治理制度、治理機構和治理政策,總結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的經驗和規律。
維護統一 歷代治疆的首要目標
“中央王朝經營西域就是為了統一中國,實現南北統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所研究員厲聲在論壇發言中說。公元前60年,西漢在西域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開始對西域實施有效管轄,西域新疆遂成為中國疆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西域新疆成為歷朝歷代的“祖宗之業”,列祖列宗的土地不能放棄。統一與經營西域新疆成為歷代王朝國家的傳統。
“加強和鞏固國家統一,是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不變的首要目標。”新疆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苗普生對歷朝歷代大一統思想進行了梳理:西漢通過與匈奴爭奪西域,完成了農耕區與游牧區的大統一﹔東漢通過軍事和行政手段強化對西域的控制﹔魏晉、隋唐時期實現農耕區與游牧區的進一步統一﹔元朝建立后,奉行大一統思想,加強對西域的管理﹔明朝在哈密設衛,為統一西域創造條件﹔清朝平定准噶爾后,統一新疆,完成了農耕與游牧文化的深度融合﹔1884年新疆建省,進一步鞏固國家統一﹔辛亥革命后,中國成為共和體制管理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完善建制 經略西域的制度保障
從西域都護府設立,到1884年新疆建省,歷代中央政權在新疆設置軍政管理機構,不斷完善建制,力求有效行使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權。
“西漢創立西域都護府制,是一種以軍統政、軍政合一的軍府制,此制對后世影響深遠。”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原院長王希隆從軍府制的歷史演變中體察經略西域的制度保障。唐朝進一步發展創新,改西域都護府為安西、北庭兩都護府,不僅傳承都護之內涵,且治理目標更為明確,制度體系更為完備。到清朝新疆軍府制,則是在伊犁將軍總統四軍政區的組合格局下,設立伊犁、烏魯木齊兩個實體軍府,構成輻射防衛,加之多類型軍民屯田為駐軍提供了軍糧與兵源,都進一步深化了軍府制。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繼承漢制基礎上,對西域東部的統治更為深入,突出表現在西域長史的建置、郡縣制的實施、軍鎮的設立等方面,推動了其與中原政治體制相統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艷玲從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西域經營出發,認為制度保障的完善,對加強維系中原同西域的聯系,推動經由西域的絲路貿易發展,多種文明在西域互動交融,同時為中華文明注入新鮮血液,為唐代經營西域臻於鼎盛奠定了良好基礎。
國家認同 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必然
自漢代開始,新疆地區各民族在歷代中央王朝治理下,交往交流交融,實現了國家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成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必然。
“西漢對西域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到張騫出使歸來,對西域的認識有了嶄新的變化。張騫認識到西域有兩種文化類型,一是引弓之民,逐水草而居﹔二是城郭之國,以農業立國,這就是后來所言的綠洲之國。這是張騫的重大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孟憲實認為,正是這種對西域文化類型的認知,使得漢朝經營西域的戰略中,主動適應西域的文化環境,充分團結綠洲之國,從而為贏得西域,建立了基本的戰略框架。西漢如此,東漢也如此。西域各國支持漢朝政府,在漢朝經營西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海大學絲綢之路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安福認為天山南北是國家西北安全和發展空間的關鍵之地,關涉國家統一和多民族團結,因此是歷代統一王朝治理的重心﹔同時,天山走廊是中國歷史上農牧互動時間最長、族群最為多元、交融方式最為多樣的區域之一,從史前時期一直影響至今,奠定了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基礎。
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系研究所教授馬建春從史料輯述中發現,十六國時期,在中原紛爭迭起、政權林立的情勢下,自漢代以來形成的中原與西域的聯系不僅未曾中斷,而且有了較大的發展。其時割據西北的諸多地方政權,隨著其政權性質的變化,以及社會政治形態的中原化,他們往往自居“正統”,並分別以中原政權的身份,與西域地區建立起相應的關系。由於這些政權多與西域地方相接,也使得雙方交往較之以往更加密切。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趙芮在主旨發言中所說:“縱觀歷史,盡管歷代中原王朝時強時弱,和西域的關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的管治時緊時鬆,但任何一個王朝都把西域視為故土,行使著對該地區的管轄權。總體而言,歷代中央政權的治疆機構逐漸健全統一,治理政策逐漸規范完備,對新疆的治理產生積極成效。”(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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