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湯永固”碑。 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趙梅攝

觀眾在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舉辦的“祥龍賀歲——阿克蘇地區龍紋文物展”上尋龍跡（2月6日攝）。 徐涌森攝

唐代馬首龍身鷹翅紋灰陶范。 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趙梅攝

龍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號。新疆地處古絲綢之路要沖，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也是文物富集之地，因此，龍的形象在新疆各地博物館並不鮮見。

龍年到來，新疆多家博物館紛紛晒出龍文物，推出龍文化展覽，還結合文物中的龍文化元素，發布了龍味十足的文創新品。多姿多彩的龍，不僅展現了龍在不同時代的變化特征，也再現了各個時代人們的精神信仰、審美追求和生活風貌。

漢代 見証文化交往交流

考古和史料研究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龍圖騰就已經在中原一帶誕生。到了秦漢時期，龍的形象已比較完善。

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正在舉辦“祥龍賀歲——阿克蘇地區龍紋文物展”，講解員阿米然木·阿尤甫結合展覽圖片和展廳中文物，為觀眾解說龍的起源歷史，“從我館征集的漢代四乳四虺銅鏡、龍形銅飾、銅帶鉤、龍首銅鐲來看，漢代的龍大致分獸形或蛇獸合體形，種類有青龍、黃龍、應龍、蒼龍、蛟龍、虺龍、螭龍等。”

說起漢代的龍，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新疆博物館的八龍紋金帶扣。這件文物出土於焉耆回族自治縣黑疙瘩墓地，長9.7厘米、寬5.9厘米、重約48.45克。純金質地，工序繁復，工藝極為精湛。文物上1條大龍和7條小龍，在激流漩渦間翻騰跳躍，首尾相顧，揚爪擺尾，動感十足。“八龍紋金帶扣應該是漢朝皇帝對西域焉耆王的賞賜，是政府通過封賞贈賜實施邊疆地區治理的具體體現，也是對西域實施有效治理的有力物証。”新疆博物館研究館員阿迪力·阿布力孜說。

漢代，新疆正式成為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推動了新疆地區的歷史發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館收藏的黃地菱格龍璧紋錦，証實了這段歷史。

這件文物出土於巴州尉犁縣老開屏墓地，年代在漢晉時期，其殘長30厘米、寬17.5厘米。質地為絲，經錦，黃色底，滿鋪菱格紋，菱格內織有飛龍、玉璧以及柿蒂花紋。錦是古代絲綢家族最貴重的織物之一，在漢代其工藝技術就已經非常成熟。絲綢之路開通后，錦通過絲綢之路來到西域，體現了西域各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向往與認同。

“黃地菱格龍璧紋錦中的飛龍和其他漢代文物中的龍形象均反映出，龍紋飾在漢晉時期已經被廣泛運用到人們生活當中。”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文物保護與學術研究科研究人員趙夢芹說。

唐代 彰顯多元文化薈萃

唐代，隨著新疆地區與中原地區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深入，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精神氣質充分彰顯。這一時期的龍文物，也呈現出多元薈萃、東西方交融的藝術風格。

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收藏的馬首龍身鷹翅紋灰陶范，就很好詮釋了這一時期的文化特點。這件文物採集於新和縣通古斯巴西古城，年代為唐代，高8厘米、口徑20厘米、底徑9厘米。陶范內壁底部，有一身穿長袍、腳蹬尖靴的龜茲人形象，外壁中間是醒目的有翼馬首龍身圖案。

“龍是中華民族的標志和象征，飛馬是西方文化中的藝術形象，龍馬紋飾出現在這件文物上，反映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交流和融合。”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文物保護與學術研究科科長趙疆囡說，關於龍馬的藝術形象在《大唐西域記》中曾有記載，龍馬神話傳說和這件文物年代均在唐代，文字記載和考古實物又相互印証，說明龍馬文化應該是當時人的崇拜文化，反映出他們追求開拓進取、勇往直前的龍馬精神。

元代，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之間的聯系空前加強。新疆博物館展廳陳列的一件元代龍舞海浪盤，則向人們展示了這一時期西域與中原的交流盛況。這件文物出土於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城縣阿力麻裡古城遺址，高7.5厘米、口徑33.8厘米、足徑11.5厘米，敞口，寬沿，通體施青釉。盤底有一條舞動的龍紋，內壁飾有卷浪紋，外壁刻畫一周蓮瓣紋。“元代阿力麻裡古城曾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統治，從這件文物的文化特點來看，它應該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反映出元代絲綢之路經濟貿易的繁榮，以及中央政府與西域血脈相融的歷史。”阿迪力·阿布力孜說。

清代 龍文化更加普及和民俗化

清朝統一新疆地區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達到新的高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龍文化在新疆更加普及和民俗化。

新疆多個博物館收藏的石碑、錢幣、碗、盤子、瓷瓶、茶壺、帶扣、首飾等文物，印証了這一時期的文化特點。

1988年，烏魯木齊市紅旗路中段出土了一塊“金湯永固”碑。其殘高94厘米、寬94厘米、厚24厘米，方首額面深浮雕雙龍戲珠紋樣，龍爪下部陰刻楷書“金湯永固”四字。“這件文物后經考証，出土地點就是1763年修建迪化城西牆護城河的位置。說明它有可能是修建迪化城時的奠基碑，寓意修建的迪化城固若金湯，堅不可摧。”烏魯木齊市博物館（市革命歷史紀念地管理中心）副館長李黎說。

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喀什地區博物館收藏的清代金幣、銀幣和紙幣等文物上，龍的形象豐富多彩。“這些錢幣上的龍紋圖案形式多樣，名稱各異，有蟠龍、飛龍、游龍、長須龍、曲須龍等，均含有吉祥的含義。”趙夢芹說，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收藏的餉銀五錢（四蝙蝠）銀幣，為1907年至1911年迪化銀元局鑄造，銀幣背面龍身旁有4隻蝙蝠，寓意“賜福”（四蝠）﹔收藏的宣統元寶銅幣，錢幣背面為蟠龍紋，蟠龍腳踏祥雲，也有吉祥寓意。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館“晒”出的龍文物顯示，該館館藏清代時期的石碑、銀手鐲、龍紋盤、老龍票，民國時期的蒙古族腰刀、火鐮、筷子等文物上，均有豐富多彩的龍紋圖案。“龍是我們中華民族重要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號，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龍的傳人’開拓進取、自強不息。我們希望大家能從這些龍文物上感受到傳統文化的春光暖意和昂揚生命力，汲取它帶給我們的文化自信和力量。”博州博物館副研究員新華說。（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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